如何评价太和改制？
2024-11-19 阅读 101
更新于 2024年11月22日
太和改制是伟大的，是北魏之所以能延续这么长时间的主要原因，也彰显了元宏的宏才大略。
在这里引用咸阳内史的文章：
一、 何为皇始太和改革无疑是中古史上影响最深远的政治改革，不过关于太和改革的评价，往往走向两种极端，诋毁者斥之为乱国之始，赞誉者美其为开天辟地。作为元宏的脑残粉，今天我姑且克制住骂娘的冲动，先不提前者之荒谬，只批评一句后者：
我个人认为，太和改革并非完全是文帝对自己政治理想的实现，而是对代魏数代先帝政治事业的继承，其最重要的来源，就是太祖道武帝的未竟之业。
学界提及道武帝时期的政治建设时常以“天兴”冠之，不过，魏人论及建国，最常用的定语却是“皇始”，如：
愚謂自王業始基，庶事草創，皇始以降，光宅中土，宜依遷固大體，令事類相從，紀傳區別，表志殊貫，如此修綴，事可備盡。[1]臣與尉元，歷事五帝，雖衰老無識，敢奏所聞。自聖世以來，大諱之後三月，必須迎神於西，攘惡於北，具行吉禮。自皇始以來，未之或易。[2]原出朔土，舊為部落大人，而自皇始已來，有三世官在給事已上，及州刺史、鎮大將，及品登王公者為姓。若本非大人，而皇始已來，職官三世尚書已上，及品登王公而中間不降官緒，亦為姓。諸部落大人之後，而皇始已來官不及前列，而有三世為中散、監已上，外為太守、子都，品登子男者為族。若本非大人，而皇始已來，三世有令已上，外為副將、子都、太守，品登侯已上者，亦為族。[3]自皇始至齊受禪，實百五十餘歲矣。[4]初自皇始，迄於武定，朝廷典禮之跡，故總而錄之。[5]与“皇始”代表的开创基业相比，“天兴”大多时候只是被当作时间词来使用。所以，相比“天兴建制”，我更愿意将北魏开国称为“皇始翦难”。
（也许并不算众所周知的是，魏收是魏二祖的脑残粉，而评价魏帝，也不可能绕开魏收的论赞。魏收在其为拓跋珪所撰的传论中称誉拓跋珪的重点是拓跋珪的“翦难”之功，因此我将皇始、天兴时代称之为“皇始翦难。”[6]）
“皇始”被作为魏始当然也不是无的放矢，虽然在《魏书》记录里天兴时代拓跋珪才正式称帝，但这一定程度上可能只是后日的建构。“皇始”无论从名字还是实际动作来看，无疑都是中原化的代国始建的标志，《魏书·太祖纪》所载的“始建天子旌旗”很可能是已经称帝的表现。而“天兴”的意义则只是正式确立了“魏”这一国号，出于对魏统的维护，拓跋珪称帝之事才被后人推到了始立魏号之时。[7]
同时，皇始元年春在虎山的“大蒐”也不应忽略，草原民族常以这种大型会猎决定大事，而这次会猎的规模大到了拓跋珪已经不太能顾得上南线防务的程度，以至于平城惨败，拓跋虔丧生。按我个人推测，参合陂的胜利直接导致了拓跋珪召开这次“大蒐”，结果就是拓跋珪的威权更上一层楼，年中建天子旌旗的同时进行了大规模的政治改革，也正式宣告了代政权的南下开始，“皇始翦难”正式启动。
太和大部分的政治建设，也都或多或少受到了皇始、天兴之际政治改革的影响。下文会草列其中几件事，愿供方家一乐。[8]
二、 迁邺之议迁都是有关太和改革诸争议中最无聊的一个，因为稍微翻翻《魏书》就知道太和年间的迁都是必然，姑且不论其他区位因素，平城的承载能力注定了它无法继续作为大帝国的都城。
很多人对元宏迁都颇多诋毁，原因也大多只是无知，就算不谈元宏说的“昔平文皇帝棄背率土，昭成營居盛樂；太祖道武皇帝神武應天，遷居平城。”，代魏历史上迁都也被提出过不止一次，只不过元宏最终做到了而已。实际上，摆在元宏面前的主要问题也并非是顽固旧势力的反迁主张，而是迁到何处去。洛议之初，四朝老臣高闾就提出了反对意见：
遷都洛陽，閭表諫，言遷有十損，必不獲已，請遷於鄴。高祖頗嫌之。[9]与死硬旧势力不同，高闾是汉臣的代表，也是太和改革的积极参与者。虽然《魏书》只是提了一句高闾的迁洛十损，没有展开说明，不过根据魏时洛阳的境况，也大致可以推测出高闾的看法。核心无非是三点：对塞北的控制力度减弱、晋末以来洛阳的凋敝、洛阳太过靠南带来的防御困难。另一方面，高闾也赞同迁都，但目标是邺城，而非洛阳。
其实北魏的迁邺之议由来已久，其中影响最大的有两次，分别发生在道武天兴元年与明元神瑞二年：
帝至鄴，巡登臺榭，遍覽宮城，將有定都之意。[10]神瑞二年，秋穀不登，太史令王亮、蘇垣因華陰公主等言讖書國家當治鄴，應大樂五十年，勸太宗遷都。浩與特進周澹言於太宗曰：「今國家遷都於鄴，可救今年之飢，非長久之策也。東州之人，常謂國家居廣漠之地，民畜無算，號稱牛毛之眾。今留守舊都，分家南徙，恐不滿諸州之地。參居郡縣，處榛林之間，不便水土，疾疫死傷，情見事露，則百姓意沮。四方聞之，有輕侮之意，屈丐、蠕蠕必提挈而來，雲中、平城則有危殆之慮，阻隔恒代千里之險，雖欲救援，赴之甚難，如此則聲實俱損矣。今居北方，假令山東有變，輕騎南出，燿威桑梓之中，誰知多少？百姓見之，望塵震服。此是國家威制諸夏之長策也。至春草生，乳酪將出，兼有菜果，足接來秋，若得中熟，事則濟矣。」太宗深然之，曰：「唯此二人，與朕意同。」復使中貴人問浩、澹曰：「今既糊口無以至來秋，來秋或復不熟，將如之何？」浩等對曰：「可簡窮下之戶，諸州就穀，若來秋無年，願更圖也。但不可遷都。」[11]有趣的是，天兴元年的迁邺之议极有可能是崔宏力主的[12]，而神瑞二年迁都的反对者却是他的儿子崔浩。由这两次迁邺之议可以看出，代魏建立早期，统治者就深知代北承载能力不足的问题，不过最终都未能解决。崔浩反对迁都的理由虽多，实际归结起来核心问题就只是鲜卑贵族的不满。实际上，天兴元年迁邺之议的废止，也源于同样的原因。迁邺之议前后，内外反乱层出不穷，《魏书·卷二·太祖纪》在迁邺之议到定都平城之间记载了多次反乱：
右軍將軍尹國先督租于冀州，聞帝將還，謀反，欲襲信都，安南將軍長孫嵩執送，斬之。博陵、勃海、章武群盜並起，略陽公元遵等討平之。廣川太守賀盧殺冀州刺史王輔，驅勒守兵，抄掠陽平、頓丘諸郡，遂南渡河，奔慕容德。三月，離石胡帥呼延鐵、西河胡帥張崇等聚黨數千人叛，詔安遠將軍庾岳討平之。漁陽群盜庫傉官韜聚眾反。詔中堅將軍伊謂討之。廣平太守、遼西公元意烈謀反，於郡賜死，原其妻子。因此拓跋珪在深思之后还是决定先迁平城。实际上，崔浩之所以有着反对迁都的态度，也和明元在道武末乱局后对旧贵族妥协为主的政策分不开[13]，道武帝与崔宏天赐以来的经历给了拓跋嗣和崔浩深刻的教训。[14]
但迁邺最重要的优势神瑞二年事也写的很清楚，那就是“国之资储，唯藉河北”[15]带来的经济优势。同时，邺城也是十六国时期多个政权的核心。元宏迁洛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的力排众议，其根本原因只能是元宏想要拿洛阳做统一的跳板，也只有在服务于统一这一点上洛阳要优于邺城。事实上，即使在迁洛之后，邺城也依旧是北魏的最重要城市之一。[16]
不过，即使元宏选择的国都是洛阳而非邺城，他的迁都事业都不是他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对魏国祖宗的继承发扬。元宏一直强调自身的传统与“承绪”，所言非虚。
三、 以身补七庙由于太和早期的改革政策常被某女性的粉丝揽为其功，元宏确定亲自实行的改革政策便主要分为两部分，一是迁都，立姓族改胡语等都立足于此，二是礼制改革，分为很多部分，如祭祀、宗庙、德承等。
上文说了迁都之议，下面来谈谈礼制。
学界对太和礼制改革的研究大多把重点放在太和时代对祭祀礼仪的革新上，因为这一定程度上反映着“汉化”取代了“胡俗”，实际上，郊祀制度的改革也并非太和时代的独创，何德章先生曾在《北魏初年的汉化制度与天赐二年的倒退》[17]一文中提到过天兴与天赐之间西郊祭天的暂时废除与复兴。
这说明了太和时代的祭祀制度改革并非完全是元宏的独创，而带有向皇始、天兴时代致敬的意思。实际上，我个人认为，太和改革在礼制方面的核心内容就是对皇始时代地位的确认。
太和时代对皇始时代地位的确认分为核心相同的两部分——即对政权所持德运的重构和对拓跋珪宗庙地位的重整。
有关太和时期德运更改的研究也已经非常多。魏早期的土德除去所谓的汉胡认同问题，更重要的是通过对血统的声明强调了魏政权承自先代政权的合法性。而太和时代改为直接承继西晋的水德，则是将政权合法性的获取由血统改为了拓跋珪“皇始翦难”平定“五胡乱华”的功绩。拓跋珪的地位从代魏早期叙述中的中兴代国之主变成了开创魏基之主。
既然要将拓跋珪的地位从中兴改为创基，原本将拓跋珪定为“烈祖”同时奉祀先代时期祖宗的太庙体系自然就不合时宜，元宏在太和十五年改定水德后不久，就发出了重整宗庙体系的诏书：
四月，經始明堂，改營太廟。詔曰：「祖有功，宗有德，自非功德厚者，不得擅祖宗之名，居二祧之廟。仰惟先朝舊事，舛駁不同，難以取準。今將述遵先志，具詳禮典，宜制祖宗之號，定將來之法。烈祖有創基之功，世祖有開拓之德，宜為祖宗，百世不遷。而遠祖平文功未多於昭成，然廟號為太祖；道武建業之勳，高於平文，廟號為烈祖。比功校德，以為未允。朕今奉尊道武為太祖，[18]與顯祖為二祧，餘者以次而遷。平文既遷，廟唯有六，始今七廟，一則無主。唯當朕躬此事，亦臣子所難言。夫生必有終，人之常理。朕以不德，忝承洪緒，若宗廟之靈，獲全首領以沒于地，為昭穆之次，心願畢矣。必不可豫，設可垂之文，示後必令遷之。」司空公、長樂王穆亮等奏言：「升平之會，事在於今。推功考德，實如明旨。但七廟之祀，備行日久，無宜闕一，虛有所待。臣等愚謂，依先尊祀，可垂文示後。理衷如此，不敢不言。」詔曰「理或如此。比有間隙，當為文相示」。[19]这次改营太庙诏无疑是对代魏宗庙体系的一次大手术，原本长期作为主祭的平文帝彻底被元宏踢出七庙体系。为了达到尊崇道武帝这一目的，元宏还不惜“唯当朕躬”，以己补庙。[20]不过这一宗庙革命因为反对意见太多并未立即实行。即便是元宏去世后，他以“高祖”之身入庙，将平文出迁仍旧受到了许多反对。不过，在太和盛世为元宏带来的莫高声威之下，最终元宏还是得偿所愿，四祖三宗的魏庙体系，与太祖、高祖二祖的创基之功深深刻入了魏朝的基因。[21]
参考^《魏书·卷五十七·高祐传》载高祐奏表。^《魏书·卷一百八·礼志》元丕语。^《魏书·卷一百一十三·官氏志》太和十九年定姓族诏。^《魏书·卷三十三·李先传》魏收语。^《魏书·卷一百八·礼志》魏收序。^皇始时代对代魏的影响远不止于政治建设方面，更重要的是“皇始翦难”为魏入主中原的行为提供了合法性背书。有趣的是，南朝的宋与北朝的魏对十六国时代几乎采用了完全一致的叙事方式，可以说，“五胡乱华”这一刻板印象直接来源于宋魏两国的政治宣传。^拓跋珪的四个年号也是非常有趣的。登国、皇始、天兴之事应该都正应其名。而天赐则基本宣告了道武帝晚年倒退的开始。考虑到代国早期的中原化程度其实相当有限，登国至少应该是后日的追述，而皇始也有很大可能是追述，这也是我猜测皇始始立帝号的原因之一。^有趣的是，提及皇始大多是在太和朝之后（这也有可能仅仅是太和朝之后史料丰富带来的幸存者偏差），这似乎也体现了“皇始”在太和朝的地位飞升。^《魏书·卷五十四·高闾传》^《魏书·卷二·太祖纪》^《魏书·卷三十五·崔浩传》^道武帝提出迁邺，正是在与崔宏的长谈之后，而崔宏河北士人的身份也与这种想法极其契合。而且崔宏是力主称魏的，邺城正是魏都。^关于道武、明元之际的政治问题，早有友人专文分析。无谚按：可惜此文不存。^讽刺而又令人无奈的是，崔浩在太武帝时代沉醉于太武帝的政治许诺，忘记了这些前车之鉴，最终为太武帝所抛弃，成为太武末逆潮的最大牺牲品。^此语出自元晖明帝年间的政论，不过经济依赖河北是十六国到北朝的常态，故此语用于此亦恰当。^也正因此，在暂时失去统一需要后，高欢便放弃了防守困难的洛阳，将北朝统治核心重新定于邺都。北齐的邺城成为整个北朝最为繁华的城市。直到杨坚的罪行毁掉了这一切。邺城因此一蹶不振。^《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二期。^按通鉴记录，此处阙文“世祖”，即拓跋珪为太祖主祭，拓跋焘、拓跋弘为二祧不迁。^《魏书·卷一百八·礼志》^元宏的脑残粉魏收收录了许多元宏与臣下的对话，不少都让人感动到泪流满面，这只是其中之一。^元宏对宗庙体系改革的困难，也可以反衬为了反太和不惜将神元帝拉出来当太祖的某政权有多么丧心病狂。某些人嘴里无关紧要的宗庙体系，几乎是元宏一生事业的代表。
"太和改制"是南北朝时期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间，推行的一场声势浩大的改革，又称"孝文汉化"，是由孝文帝的祖母冯太后（史称文明太后）和孝文帝祖孙二人合力接续完成，前后历时15年之久，对北魏及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其主要内容是汉化运动，包括：推行均田制和户调制，变革官制和律令，迁都洛阳，分明姓族，改易汉俗等。
孝文帝所推行的汉化改革措施有利于缓和阶级矛盾，为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使北魏的综合国力达到了鼎盛，。
但是一度因改革而强盛的北魏王朝，在孝文帝死后仅30余年便迅速地分崩离析，走向灭亡了，这事实本身就很自然会引起历史学者对孝文帝改革（尤其是他的汉化措施）的作用与意义进行深层次的思考，并形成不同的看法。因此，对孝文帝改革持否定态度者也不乏其人。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太和改制”中孝文帝都做了些什么？
一、"太和改制"：冯太后完美开局，孝文帝接力推进
提到"太和改制"和孝文帝，有一个女人不能不提，她就是孝文帝的养祖母、北魏文成帝拓跋濬皇后冯氏，史称冯太后或文明太后。冯太后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女政治家、改革家，也是对孝文帝一生影响最大的人。
准确地说，太和改革前期，主导者并不是孝文帝，而是冯太后。冯太后在历史上以政治能力突出和私生活混乱而出名，今天我们重点谈她的政治能力——推行改革，治国理政。
孝文帝元宏出生时，冯太后正在辅佐他的父亲、14岁的献文帝临朝听政。元宏出生不久就被立为太子，按照北魏传统，皇子立为太子后，其生母要被赐死，以避免外戚干政。元宏的出生，使冯太后高兴不已，其母被赐死后，冯太后归政还权，专心抚养太子元宏。
献文帝亲政后，急于清除太后身边的势力，惹恼了冯太后，最后逼迫献文帝退位，太子元宏即位。孝文帝元宏只有五岁，冯太后为顺理成章再次临朝听政，不久又将献文帝毒杀，从而将朝政把持在自己手中。
冯太后从小进宫，又有临朝经历，执政能力突出。临朝期间，她针对当时北魏政权体制落后、官僚腐化等弊端，崇尚汉化，重用汉人朝臣，从484年开始，大力整顿吏治、发展经济，推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拉开了历史上有名的"太和改制"序幕。
冯太后的改革成就，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实行俸禄制：改变官员没有固定俸禄，靠横征暴敛、贪污纳贿等手段获取收入的弊端，同时大力惩治腐败；
实行均田制：实行耕者有其田，并调整租调制度，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国家收入；
实行"三长"制：改变管理体制，五家设邻长，五邻设里长，五里设党长，加强中央集权。
这些改革措施的推行，使北魏由落后的奴隶制政权加速向封建化转变，北魏的政治、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国力不断增强。
公元490年，冯太后去世。孝文帝亲政后，接过改革棒，续力推进改革，孝文帝的改革涉及多个方面，最突出的也有三个方面：
一是迁都城。将都城从平城迁往中原洛阳。
二是改汉俗。从姓氏、语言、服装、通婚等方面，实行汉化。
三是定姓族。全面移植魏晋以来门阀制度，按门第取仕。同时，仿汉制，改革官制、礼法等。
应该说，孝文帝的汉化措施，对加速北魏的封建化进程，提升文明程度，起到了推动作用。但这些措施的推行，不但遇到了较大阻力，也成为孝文帝被诟病为"北魏灭亡论者"的主要依据，以此否定孝文帝的汉化改革，认为是孝文帝将一盘好棋走成了"残局"。事实果真如此吗？
再来看看孝文帝为什么要推出这些改革措施，这些改革制度到底给北魏带来了什么样的后果。
二、孝文帝：过于激进的改革，源于成长环境的影响
孝文帝的改革虽然从长远看，有利于北魏的发展，但就其改革内容和进程来说，显得过于激进，远远超出了多数人的接受程度，这也是其改革阻力较大的主要原因。
而对孝文帝来说，加速改革的推进，既有其成长环境、性格特点、执政风格的原因，也有难以言说的苦衷，而这一切，同样与冯太后密切相关。
孝文帝从小生活在冯太后的阴影下，从出生成长、登基称帝，到治国理政、推行改革，无时无刻不受到冯太后的影响。这种影响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性格影响。冯太后从小抚养、教育孝文帝，可谓严格而苛刻。受冯太后崇儒思想影响，孝文帝从小就饱读儒家经史，又天性聪慧，冯太后担心他以后对自己不利，曾一度想除掉他。
有一次，在冬天将孝文帝关在空房里，三天不给吃喝；还曾想废掉孝文帝，扶立咸阳王拓跋禧即位，多亏众臣力谏才作罢；一次有位宦官在太后面前诋毁孝文帝，冯太后不分青红皂白就将孝文帝杖打了几十下。
"初，太后忌帝英敏，恐不利于己，欲废之，盛寒，闭于空室，绝其食三日；召咸阳王禧，将立之。"（《资治通鉴》）面对太后的责难，聪明的孝文帝选择了隐忍承受，不让太后抓住把柄。后来年龄渐长，贪恋权力的冯太后为不引起非议，表面上让孝文帝参与朝政，但"高祖雅性孝谨，不欲参决，事无巨细，一禀于太后。""生杀赏罚，决之俄倾，多有不关高祖者。"（《魏书》）——大事小事还是冯太后说了算。
在这种憋屈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孝文帝，从小养成了能屈能伸、富有心机、隐忍而坚毅的性格。这一特征在其亲政后推后改革时表现的非常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