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和日本都是封建国家，都是儒家文化根源的国家，为什么都是政治改革，日本成功了，而清朝却失败了？
2024-11-19 阅读 76
更新于 2024年11月21日
日本推翻德川幕府的四强藩，德川幕府搞了两百年近似闭关锁国，但是进入19世纪中叶这些日本东南亚贸易航线上的藩就大量接触到西方列强势力。长州和萨摩搞了尊王攘夷运动，炮击到达的美国、荷兰、英国军舰，结果失利后取消攘夷诉求，反而积极和欧美交流，成功倒幕后带领明治政府走向维新的也是这些人。日本大部分人口都集中在本州岛中西部和福冈四国，辽阔的本州岛东北部和北海道地广人稀，所以这几个倒幕强藩也是最早开眼看世界的藩，在日本人里占比不算低，影响也相当直接。
相比之下，中国沿海港口地区和占全国比例太小。而且中国和日本不一样，日本全国都是火山岛，人口聚居在山两侧冲击平原，流通是比较方便的；而中国东南沿海除了长三角、珠三和内地有较多联系，海南、潮汕、台湾、福建、浙南这些地方都是独立水系，和内地被群山或海峡阻隔，因此这些地方和西方人打交道，得到的信息和经验很难传递给内地人。而晚清的决策体系里，满人大多数成长在北方内陆，科举制选拔上来的汉人和太平天国战争中湘君淮军起家的实干家也普遍没有沿海生活经验，更没有早年在基层和洋人打交道的经验，因此很多人面对西方“冥顽不化”，恐怕也只是正常的人性弱点罢了。
很有意思的是东亚和西亚南亚不同，西亚南亚甚至东南亚近代史更多被欧洲势力控制，因为欧洲列强从地中海南下印度洋比较近；而东亚各国尤其中国和日本从19世纪开始就受美国影响更大，中国大学里有美国渊源的比例远远高过有英国法国渊源的比例，因为美国人穿过太平洋到达东亚比欧洲人绕一大圈更方便，也可以说欧洲列强到中东南亚就能有所收获，美国人要到亚洲大陆人口聚集区有点收获，最近的还就是东亚（当年拉美人口太少）。而美国本来工业化铺开就晚于英法，也就是说东亚本来在工业化点燃时间上就处于不利地位，晚于东欧中东南亚，事实也是如此。在欧洲大陆和中东南亚，都有很多19世纪英国人投资建成的工厂，而美国工业化初见成效是19世纪末，有能力在海外进行产业投资要到二十世纪了。
昨天读日本京瓷创始人稻盛和夫自传，才知道他1950年代末在大学毕业后工作的第一家日本企业工作的时候，还曾经考虑过把自己的发明卖给巴基斯坦一个公司，也侧面印证了东亚工业崛起相对全球是多么晚的事了，虽然东亚后来居上，先是日本后是中国把东亚打造成了全球工业产能和创新中心。
日本和中国的后来居上，都是因为人口优势，日本是美苏后第三个人口上亿的工业化国家，中国是第一个人口上十亿的工业化国家。土耳其和埃及都离西欧很近，19世纪都搞了工业化尝试但是没走多远，制度文化制约有但是恐怕只是表象（毕竟每个国家工业化之前都有严重的旧社会制约因素，中国日本早年也不少），一个核心原因还是埃及和奥斯曼帝国破碎后的土耳其人口太少了，远远低于初始工业化需要的三千万人口。
很多回答都太主观了，把明明地理环境造成的困难说成人的主观能动性差别，这种论述在上个世纪的中国长期是主流话语，本质上却是思维的惰性体现。19世纪末中国并不缺聪明人，对于工业化起步也不缺有文化的人，只是中国人不是超人。
来晚了，有劳明白人点赞顶一下，感谢！
我会在微信公众号《海隅苍生》上发文从地质形成到当代经济发展纵览全球和中国古今，讨论中华文明和亚欧大陆其它文明演进，欢迎大家关注，只是这个系列为了一次多发一些避免成信息碎片，我还在搜集整理过程中，发文会稍过些天。
其实吧大清已经做的很不错了
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可是一个拥有整整3400万国民的封建制分权国家
而洋务运动时的大清是一个仅拥有200万人和40000万奴隶的君主专制集权国家
生产力几乎差不多的情况让一个200万人的国家和一个3000万人的国家同台竞争
你还是难为清国了
费正清主编的《剑桥晚清中国史.1800—1911.下卷》在“第五章 思想的变化和维新运动，1890—1898年”第四部分“湖南的维新运动”中比较详细地论述了中国维新运动失败而日本维新成功的原因：
湖南维新的失败当归因于运动后期的激进化表现。运动自始至终得到省署当局的充分支持。这种特殊顺利的环境鼓舞了年轻的激进分子，使他们产生了强烈的希望，即首先在某地区然后在全国实现剧烈的变法。激进化的推动力是这种从省到中央的改革方式，它的榜样就是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当时像长州和萨摩等封建领地在整个政治发展中起了带头作用，领导了日本的民族复兴。然而，应用日本榜样的想法证明是考虑不周的。湖南省当局没有像日本的长州和萨摩封建领主那样的独立力量。他们不能独立于中央政府之外来实现广泛的地方改革。激进的维新派在没有自治的地区政权的支持下，在地方上与强大的保守势力发生了冲突，结果使运动陷于停顿。之所以产生两种不同的结果，其源盖出于清代的中国和德川时期的日本在社会和政治结构上的不同。在德川时期的社会和政治形态中，封建主义给予日本的许多封建领地以很大的自治权，这就使它们有可能在远离中心的地区成功地实行地区性的改革，作为以后全国规模政治改革的基础。然而，从地区发展到中央的这种方式在中央集权官僚体制的清帝国，几乎是不可能的。诚然，19世纪后期中国的政治结构通常被看作实行地方分权，这大部分是因为在各省出现了所谓地方主义。然而，这种状况是被强调得过了头。首先，新近的研究表明，甚至在“地方主义”最盛的时候，清廷仍然保持了许多体制方面的控制权，督抚与其说拥有地方自治的权力，不如说只有有限的活动余地。（刘广京：《19世纪的中国：旧制度的瓦解和西方的影响》，载何炳棣等编《中国的危机》，Ⅰ.Ⅰ.第109—112页。）
其次，地方权力受到中央政府仍然原封不动的思想领域的权威地位的限制，直到1895年中期，西方影响尚未能对士大夫的精神世界进行任何重大的渗透。儒家的价值观和信仰，至少以理学的正统形式，反复地向人们灌输无限忠于皇帝和相信帝制神圣不可动摇性的思想，因此，中央政府在思想上的权威地位对于地方权力和自行其是的革新仍是一个重要的障碍。
除了来自上面的这些制度和思想上的限制之外，来自下面的绅士这股强大的社会力量也限制着地方革新。在清代，绅士是社会的精英人物，也是地方上掌权的精英。在他们本县或本省，他们获得政府的许可，承担着重要的公共事务。事实上，地方的行政管理如果没有他们参与就会瘫痪。
这些地方的掌权的精英人物构成强大的向心力，因为基于实际的和意识形态的考虑，他们和朝廷是休戚相关的。首先，他们的精英地位在很大程度上仰赖中央政府的科举制度。此外，帝国的官僚制度提供了一种组织体制，使他们能有获得权力和财富的机会。这样，显赫的地位、经济利益和权力犹如绳索围绕着帝国的政治中心把绅士绑在一起，他们虽然和地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仍挣脱不开这根绳索。
这种利害关系的联结，由于有以三纲之说为中心的正统儒家的思想纽带而得到加强。除了要求个人忠于皇帝之外，这种学说还在人们思想中树立了一种宗教式的天道观，即相信王权有制度上的神圣性。在这些思想束缚的约束下，绅士不但成为支持帝国政治统一的强大社会力量，而且也充当着传统社会政治秩序的坚决保卫者的角色。
如前所述，19世纪中叶以后，地方精英的力量是与督抚的力量一起增长的。这就使清末的所谓地方主义具有不容忽视的二元性质。只要绅士像上面所说那样仍然效忠不变，督抚的地方势力是不能过分越轨的。保守的绅士能够制约地方官员的自治，他们也能削弱官员们的革新能力。这就是1895年以后三年中间湖南省发生的事情。
明治天皇一家
清朝官员在讨论政事19世纪后期的许多时间内，湖南绅士和其他地方的绅士一样，仍然是保守的和向心的社会力量。因此，他们再三地与威胁着要急剧改变中国社会的运动发生冲突，就不足为奇了。在19世纪的50和60年代，湖南绅士为了保存传统的秩序，组织了强大的军事力量以保卫中央政府和反对太平军。在1860年以后的30年中，最激烈地抵制基督教传教士向内地发展的也是湖南的绅士。确实，在1895年以后的几年里，湖南发生了某些重要的变化。但是，对于大多数与维新运动有牵连的士大夫来说，这仅仅意味着他们开始接受许多督抚已经倡议了几十年的事物：自强式的变革。同时不应忘记，大多数士大夫还具有自强运动提倡者所持有的变革概念的另一面，即认为变革应在中国传统的主要价值和制度永远不变而且神圣不可侵犯的基础上进行。因此，当维新派从事于威胁这些主要价值和制度的变革活动时，湖南的绅士立即撤销合作，并对维新人士发起无情的攻击。湖南维新派的失败说明，虽然到19世纪末变革已经开始，但变革的程度远不足以像20世纪头十年进行的改革那样改变绅士的基本社会政治倾向性。中国的政治秩序仍是由儒家的文化力量以及地方精英的社会力量在支撑着。各省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和文化力量与国家的制度基础的一致性，使得在地方上进行激进的改革非常困难，而且使受到日本启发的由省到中央变法维新的路子几乎没有希望。
并且本人认为其在“第六章 日本与中国的辛亥革命”引言部分所指出中日两国现代化的关系也是发人深省的：
中日两国近代改革相互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随着蒸汽轮船航行的问世，两国都发现闭关自守的状态已经维持不下去，西方炮舰在其中某一国港口出现，对另一国也产生影响。文化的联系和共同的文字意味着其中一个国家的反应会迅速传给另一个国家，并且对挑战和应战的审察会引起反省和仿效。中国与西方关系的危机比日本与西方关系的危机足足早15年；日本在1860年才完全与国际秩序发生关系，而同年，清朝的圆明园却被英法联军付之一炬。此后，日本领导人决心保持民族团结以对抗外国人的意志，因19世纪60年代使中国濒于毁灭的四分五裂状态而更加坚决。不久，日本向现代化进军，这给中国带来鼓励，也带来了警告。在刚进入20世纪之际，日本一跃而在国际间与列强平起平坐，这件事使它的各项制度自然而然地成了中国青年一代学习的中心。
1889 年的明治宪法颁布了：自由、保守、带有浓厚的西方思想和天皇封建色彩的意识形态，它是明治维新的良好隐喻。这些年来，两国之间一国在另一国眼中的形象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这给分析研究提供了一个课题，而这个课题到现在才正在产生成果。对日本人来说，中国人从有头脑的、内省的和充斥于德川时代艺术家绘画中的圣贤，一变而为1895年印刷商们所描述的在近代日本军队面前仓皇逃跑的乌合之众。这样他们就成了拙而忸怩的学生，在20世纪初的东京街头上，往往因其发辫和衣着而受到顽童们的嘲骂。在中国人眼中，人们记忆中一度曾打破明末安宁的东洋矮子作为近代化的邻邦又卷土重来，并且答应把中国人带入光明的未来新世界，但事实上却证明在这个未来世界中有一个新的亚洲帝国主义。在19世纪中期，一份日本宣言告诫国民说，要像尊重中国人那样尊重西方人；但在中日甲午战争前夕，日本的领导人警告其国民不要无批判地接受西方人对中国虚弱的嘲笑。中国领导人在一开始交口称誉日本的成就，然后变成了恐惧，并且警告国民应把日本人看得比西方人更危险。可是后来，当现代化的迫切性日益明显时，日本的现代化的制度依然成了学习的目标，而且日本本身也成了孕育中国革命的地方。由于中日两国在各自的近代史中对对方具有那么重要的影响，所以对有关的两方面进行观察是有好处的。
我作为《海上花列传》粉的感想是，日本是真的有舆论界这种东西的，但中国没有。日本舆论界的人，做得好的话，真的非常有权势，但中国越是有权有势有社会地位的人，越是谨言慎行。
比如说王韬这个人，是著名的洋务运动先驱，他去日本的时候日本人很重视他。他当时“主《申报》笔政”，后来发现，在他们那里，“主《朝日新闻》笔政”真的很了不得，是全国数得上号的有权有势的人。他们可能以己度人觉得王韬也很重要，但实际上王韬考不上科举还被通缉，属于社会边缘群体。
再比如说我们的小说家韩邦庆，他三至伦敦四至巴黎，他堂伯父是第一个出版《几何原本》的人，真的眼界非常开阔。但他考不上科举，窝在上海一边逛堂子，一边写小说，偶尔在报纸上发表社论讨论小火轮什么的。但凡他能考上，绝不至于在报纸上写这种东西。
王韬、郑观应、韩邦庆他们，本来也是nbcs的社会边缘群体，才会在上海办报纸鼓吹维新变法，但凡他们能考上科举，能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一定会谨言慎行。
还有我印象深刻的是，戊戌变法自立军起义中活跃的很多人，他们会在日本间谍办的报纸上发表社论，甚至有的报纸（《时务报》）本来和日本人无关，也要挂在日本间谍的名下。当时大清战败了，《马关条约》规定不能抓日本间谍，所以他们把报纸挂在日本间谍名下。
也就是大清战败了，签了《马关条约》，不能抓日本间谍，再加上日本间谍对渗透中国舆论界很感兴趣，才有那么一线喘息之机。
现代中国网民可能会把言论这种东西当废纸，但是当时的有识之士会感慨中国舆论界的衰微。
尔时意气盛，年少矜爪嘴。谓彼牛医儿，徒一唐名士。不如《党锢传》，人人主清议。越是读，越是觉得他说得有道理。
一开始说言论自由，这个词或许不太准确，我想说的是，他们是真的把舆论界当战场，言论人是真的非常有能量。
有人提到战中，左一点的尾崎秀实，右一点的绪方竹虎，都是当时数一数二的人物，这在我国属实不可想象。
绪方竹虎的老师和媒人头山满，就是办学校和报纸起家的，明治时代的很多实权人物都是办报纸起家的。
清防h甚于防洋，不愿中国好。保大清不保中国。所以厚颜无耻说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不敢持久战，仅几个月投降小弱国日本，赌国运的日本一跃成列强
清极端反儒，没有儒家，中国文化被清阉割成奴隶奴才文化。清独一份闭关锁国100多年文字狱大规模烧书禁止民间讲学禁书院禁私塾迁界禁海柳条边……科技思想万马齐喑死气沉沉一片空白来到1840年的，
日本反而延续明朝儒学传承，明朝儒学（王阳明心学，实理实学，朱舜水思想）对明治维新有大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