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客观评价和对比慈禧和慈安对同治皇帝的家教？
2024-11-19 阅读 76
更新于 2024年11月21日
单亲家庭不说，爸爸还没正形，妈再怎么好好教，孩子有什么出息？
1860年，咸丰皇帝自圆明园启程，逃亡承德避暑山庄，按照惯例，皇帝的龙舟离开圆明园时，太监和宫女要一声接一声喊“安乐渡”。
同治帝当时4岁，已经记事但不懂事，也跟着太监宫女喊，咸丰哭着抱起儿子说：“今日无复有是矣”
也是从这一年起，咸丰皇帝就因为对国事的彻底失望，彻底躺平，整日美酒妇人，醉生梦死。
父亲对孩子尤其是儿子的影响很大，基本塑造了儿子对男人这个形象的最初定义。
同治一见到爸爸，就是一副快活的酒鬼模样，偶尔还能看到爸爸的暴力行为，比如打太监、摔东西。这对同治帝的影响很坏。
另外同治是独生子，没有和兄弟争夺父母关注的动力。
而且，他还是皇帝，也没有上进的动力。
另外，慈禧和慈安在教育同治皇帝上基本就是两个极端。
慈禧是争强好胜型，希望儿子争气，但同治皇帝顽劣不堪，经常让老师告状，慈禧只会体罚同治皇帝，这就更让同治逆反了。
慈安是温柔宽容型，对同治皇帝很溺爱，经常阻止慈禧处罚同治皇帝。
这一打一拉，同治自然和慈安更亲近。
但一个猴一个栓法，同治这种厌学的孩子，慈安的处理方式是错的。
慈禧虽然极端，但如果没有她的极端行为，同治恐怕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文盲皇帝了。
细水长流的太后选秀
——杨原《如果故宫会说话》
说到太后选秀，跟皇帝选秀就有很多区别了。上文示例的乾隆六十年选秀，我们可以看到皇帝从辰正二刻到巳初二刻，仅1个小时的时间，选看秀女2000多人，且5天之内就完成“初赛”“复赛”，顺便把宫女也选了，可谓“干净利落脆”。但在晚清，两宫皇太后为同治皇帝选妃的时候，却显得“拖拖拉拉”。同治七年二月，是两位太后第一次选看秀女，共108名，由此拉开了太后选秀的大幕，一直到同治十一年方为结束。这四年里，有大量被记名、被复选的女子，有很多秀女就住在宫里，以便于两宫再选再看。根据同治九年的户部档案记载，当时留宫和曾经留宫的秀女一共120名，其中还有一名秀女因病故被除名了，活生生把人熬死了。甚至很多秀女已经被撂过牌子，两宫太后还会发一道懿旨，说你们家姑娘先别嫁人，我们姐儿俩商量了一下，让她们回来，我们再看一遍。按户部八月初三的档案记载，侯爵崇恩之女，福州将军文煜之女、原任员外郎锡璋之女，就又被安排到八月二十二日再次参加复选。
同治朝选秀显得如此烦琐，大致有两类原因。
其一，细腻和耐心是女性特质。在生活中我们也经常遇到这样的场景，同样是买东西，女性会反复挑选，并且跟导购问一堆问题，仔细之极，但男性往往能迅速地结束购物过程。后来光绪选秀的时候，就慈禧太后一个评委，仍时常有裕长之女被记名3次，凤秀之女被记名4次，最终依旧被撂牌子的故事，足见选秀工作的细腻，更何况同治朝选秀是两位太后同时选，免不了还要互相商量、分析研讨，其过程也就必定复杂。
其二，权力上的角逐。同治的第一次选后选妃，两位太后是否在暗中较劲?这是很有可能的。慈禧太后向来以英明自居，凡事爱做主张，慈安太后虽说向来少问政事，但面临这种大事，也是希望有决断权的。早有笔记提到过，在选后最后的决断中，慈安太后与同治皇帝意许阿鲁特氏，慈禧太后中意于富察氏，两人便有意见分歧。皇帝大婚从同治九年一直推迟到同治十一年，在四年的选秀过程中，两位太后的较量自然也就难免了。选谁不选谁，干系太大，选秀工作越谨慎越细致，才越容易把自己的意见发挥到极致。你觉得好，我觉得不好，但是我也不好直说，那咱们就再看一回，一回不行，就看两回，两回不行就三回。这种支持或者反对的意见才能不断地渗透给对方，反复选看的过程，其实就是来回拉锯。
第二次垂帘听政
沈渭滨
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1875年1月12日)，同治皇帝龙驭上宾，养心殿东暖阁哭声震天。傍晚七点钟，距皇帝崩逝一个小时后，慈禧太后即传谕召各亲王、御前大臣、军机大臣、总管内务府大臣弘德殿行走、南书房行走共二十九人，到养心殿西暖阁共商国是。
由于皇帝死时年轻，尚无子嗣;又由于咸丰皇帝只生同治帝载淳一人，别无其后。同治帝驾崩，朝政如何运作，皇位由谁继承，都成了必须迅速决断的大事。所召见者都是朝廷重臣，听取他们的意见，得到他们的同意，嗣后谁都不敢再有异议。
慈禧代表慈安，率先提出“此后垂帘如何？”主张仍由两宫垂帘听政。大臣们一时无言。稍顷，“枢臣中有言宗社为重，请择贤而立，然后恳乞垂帘”。很明显，枢臣们执着先立皇位继承人，决定后再恳请太后垂帘听政。之他们看来，确立入承大统者，是事关宗社赓续、香火绵延的头等大事，垂帘只是代皇帝行政而已。说白了，皇清大业只能由爱新觉罗世代相传，不能因垂帘听政而导致外姓替代。慈禧听出话中有话，当即厉声宣示：“文宗(咸丰帝，庙号文宗)无次子，今遭此变，若承嗣年长者实不愿，须幼者乃可教育。现在一语即定，永无更移，我二人同一心，汝等敬听”，宣布立醇亲王奕譞之子载湉承继文宗显皇帝为子，入承大统。
悠悠万事，惟此为大。可以想见，当慈禧发话时全场必定鸦雀无声，寂静得连空气都像凝固了似的。慈禧说完，用凌厉的目光扫视群臣，诸大臣都不敢仰视，全场一片死寂。突然，一声干嚎，只见醇亲王奕譞“碰头痛哭，昏迷伏地，掖之不能起”。御前会议，顿时大乱，慈禧不屑一顾，喝令内监把他架出去。
太后主意既定，诸大臣谁都不敢说话。会后下军机处拟旨时，南书房行走潘祖荫和弘德殿行走翁同龢在如何拟旨问题上发生分歧。潘主张必须写明载湉为文宗咸丰帝嗣子，翁则认为应写嗣皇帝，即为同治帝立嗣，庶不负大行皇帝付托。最后大家认为可“参用两人说定议”。当晚九时 懿旨拟好后请见。慈禧召见于西暖阁，看了递上的黄面红里本子，“哭而应之”，同意了所拟内容。与此同时，戈什爱班向西太后跪奏迎接嗣皇帝的种种礼节，太后同意后立即命御前大臣伯彦讷谟祜、奕劻、景寿及孚郡王奕譓等，以暖舆往醇亲王府迎接。凌晨三点一刻，嗣皇帝爱新觉罗.载湉在前呼后拥之下被迎入宫中。当时年近四岁的载湉被宫中盛大威严的场面吓得大哭。慈禧见状，一脸的不高兴，命令扈从大臣强把他按在座位里，算作正了尊位。这时天已微明，折腾了一夜，诸大臣才拖着疲乏的脚步退出皇宫，回府休息。
初五日，颁下昨夜拟就的两宫太后懿旨，一场拥立嗣君皇朝大事，被慈禧以凌厉果断的手段，别无争议地顺利解决。联系到历史上常有为争皇位而子弟间自相残杀的故事，慈禧的这次决断，不能不说做得漂亮。
那么两宫为何要选中载湉?醇亲王又为何伏地痛哭?个中原因，据溥仪《我的前半生》一书称：“按照祖制，皇帝无嗣就该从近支晚辈里选立皇太子。载淳死后，自然要选一个溥字辈的，但是那样一来，慈禧成了太皇太后，再去垂帘听政就不成了。因此她不给儿子立嗣，却把外甥载湉要去做儿子。”这一说法没错。载湉是慈禧妹妹(醇亲王奕譞的福晋)所生，是她的亲外甥。立他为嗣君，既在血缘上一脉相承，又可在名分上加以管束，垂帘听政便无可非议。若选比同治帝小一辈的溥字辈作嗣君成为同治帝嗣子，则皇后阿鲁特氏就成了皇太后，她和慈安都是太皇太后，再想垂帘听政便名不正、言不顺了。而要实现垂帘听政、乾刚独断，嗣皇帝必须是个幼童，容易控制摆布;若年长者立嗣，皇太后就难以操控驾驭。于是，醇亲王之子载湉既是外甥，又只有四岁，符合要求，便被选中。
慈禧这样考虑，除了权欲之外，还有充分的自信。她在同治朝垂帘十二年，环顾左右，除恭亲王奕訢有才有智足堪大任外，其余宗室王公都属庸碌无能之辈。他们的后代更无足道哉，即使如恭王之子载澂，也是耽于酒色，胸无大志，无法肩膺皇清大业之人。她认为只有自己历经风浪、熟稔政生，恩威并用，可以震慑群臣、驾驭朝政。大权操在自己手里，才能使皇朝长治久安，对得起列祖列宗。她确实是晚清史上极有政治才干的女人。清王朝在她主政下，尽管风雨飘摇、颠未竭拙，但毕竟将近五十年而不倒，她一死，不足三年便垮掉了。这个事实，确实值得后人深思。那么，说她先个儿皇帝，更多的是为皇清社稷考虑，似不属过分之辞。
——摘自上海人民出版社《垂帘太后》一书。
主观评价一下才更好。但问题是，只有慈禧和慈安才能主观评价。有趣的是，她们二者的主观评价，恐怕完全不一样。
唯一能客观评价的同治皇帝死得更早，他是唯一的客观。说起来，“客观”这个词被滥用，原因是我们远离了逻辑学。它跟“看热闹的”、“事不关己”，永远是两码事儿。虽然任何统治者可能会想尽一切办法让你远离逻辑和事实，但主观客观的事实是无法改变的。
我们应该给孩子更好的家教，比如，远离似是而非，远离文字陷阱，远离逻辑缺陷，培养一个能够独立思考的能力。
说这些，想让你知道，你的孩子不关乎于人类发展，不关乎于世界和平，不关乎于大清国的未来，你看着他的眼睛，爱他就行了。
这个，慈禧和慈安，虽然想，但永远做不到。
可是你能。
不用评价，同治自己不是当皇帝的材料
慈禧和慈安对待同治皇帝的家教情况如下：
慈安
- 政治格局方面：慈安在政治上有一定的影响力和地位，她与慈禧一同垂帘听政，在一些重大决策上能起到平衡和制约的作用。她相对较为稳重、平和，更注重维护朝廷的稳定和传统秩序。
- 性格手段方面：慈安性格较为宽厚仁慈，对待同治皇帝可能会更偏向于给予关爱和引导，以较为温和的方式参与同治的教育。她可能会注重培养同治的品德和为人处世的基本准则，强调皇家的礼仪规范和道德修养，希望同治能成为一位有担当、品德高尚的君主。但在实际的教育决策中，由于慈禧的强势，慈安的影响力可能相对有限。
慈禧
- 政治格局方面：慈禧权力欲较强，在政治上有较大的野心和掌控力。她积极参与朝政，试图通过各种手段巩固自己的地位和权力。在对待同治的教育问题上，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其政治意图的影响。
- 性格手段方面：慈禧性格较为强势、果断，在教育同治时可能会更注重培养他的政治能力和统治技巧，希望他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和规划来治理国家。她可能会对同治要求较为严格，甚至在某些方面会表现得比较专制。然而，这种过度的干预和控制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对同治的心理和成长产生了负面影响，导致同治在性格和行为上出现一些问题，比如叛逆等。
总体而言，慈安和慈禧在对待同治皇帝的家教上都有其特点和局限性。慈安的温和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给予同治温暖和正确的引导，但在权力斗争的背景下难以充分发挥作用；慈禧的强势和政治考量虽然希望塑造出符合自己期望的君主，但可能方式方法不当，对同治的成长产生了一些负面效应。需要注意的是，正史中对于这方面的记载可能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和主观解读的空间，我们只能基于现有资料进行相对客观的分析和推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