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历史发烧友，介绍一下你知道的冷门史实或逆天史实？
2024-11-19 阅读 77
更新于 2024年11月21日
说一个东南亚的，既冷门又逆天。15世纪的明朝人经常光顾暹罗，不仅去他们那买香料，而且把当地一些重口味的风俗也观察到了。
暹罗男子在20岁要举行成年礼，要把包皮切个口，把十几颗锡珠放进包皮里面，等伤口愈合之后才能出门行走，可能是防止刚放进去的珠子全掉了。包皮看起来“其状累累如葡萄一般”。举行这种成年礼的人很多，所以当时的暹罗专门有做锡珠的行业。
随着社会地位的不同，在包皮里嵌的珠子材质也不同。社会上层做空心的金珠，里面放一粒沙子。在走路的时候，包皮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炫耀自己的地位很高。不在包皮里放珠子的是下等人，明朝人说，“此最为可怪之事”，确实是挺奇怪的。
男子年二十余岁，则将茎物周回之皮，如韭菜样细刀挑开。嵌入锡珠十数颗皮内，用药封护，待疮口好，才出行走。其状累累如葡萄一般。自有一等人开铺，专与人嵌焊（锡？）珠，以为艺业。如国王或大头目或富人，则以金为虚珠，内安砂子一粒，嵌之行走，玎玎有声，乃以为美。不嵌珠之男子为下等人，此最为可怪之事。这种习俗只存在于东南亚，这是因为他们要取悦自己的老婆，取悦方式自己琢磨。这个风俗不是到了明朝才有，14世纪的周致中就在异域志中写：“其风俗男子皆割阴嵌八宝，人方以女妻之。”看来这种取悦方式太普遍了，以至于约定俗成。
除了暹罗以外，缅甸也有。15世纪初威尼斯旅行家Nicolo de Conti于1435年游历了阿瓦后记录：
在这个城市有好几家出售荒诞物品的商店，在这些商店只有女人卖这种我们称之为铃铛的东西，因为他们会发出像铃一样的响声。这些铃由金、银或铜制成，形状大小如坚果。男人在娶妻之前都要到卖铃铛的女人那里去做入珠手术，否则婚姻将会破裂。手术时，在皮肤和肌肉间放进12个铃铛，数量根据喜好而定。缝合切口，数天后愈合。做过这种手术的男性可以满足女性的需求，因为这些手术后膨大的部位能使女性获得极大的满足。部分人还延展了它的用途，当他们走路时就会听到两腿间的铃声......（原著题目不明）记录这种铃铛的不止这一位，从15到19世纪的东西方旅行家但凡去过暹罗，几乎没有一个不去写这个风俗的，还对铃铛的大小形状有各种描述。
来源：缅铃与中国人的X欲： 东南亚文化对中国的影响
佛罗伦萨商人弗朗西斯科·卡勒蒂（Francesco Carletti）于1600年的报道也有铃铛，而且部分描述与瀛涯胜览十分一致。
那些人使用的这项古老发明是由女王设计的，其初衷是为了纠正和防止男性用身体不正当的部位进行性交，命令男性成员每个人都必须在皮肤和肌肉之间缝进2-3粒大如榛子圆形或椭圆形的铃。在我所见过的这些铃中，颗粒是由金或铁制成的。摇动铃，就会发出沉闷的声音，因为它们是无孔的，就像两扇贝壳固定吻合在一起，精致而巧妙。正是因为它们里面有这些小颗粒并能发出声音，所以得名“铃铛”。暹罗的男子不仅会在包皮里放珠子，还不介意老婆出轨。如果约会对象是中国人，老公反应是这样的：
若有妻与我中国人通好者，则置酒饭同饮坐寝，其夫恬不为怪，乃曰：“我妻美，为中国人喜爱。”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当时的暹罗买卖货物除了用钱以外，还直接用日用品以物易物，这些东西中有四五种都明显是从中原来的货物，所以他们中有很多人会对明朝有所仰慕和依靠。
货用青白瓷器、花布、色绢、段匹、金银、铜钱、烧珠（玻璃珠）、水银、雨伞之属。另一个原因是，暹罗女子是管事的。
其俗凡事皆是妇人主掌，其国王及下民若有谋议、刑罚、轻重、买卖一应巨细之事，皆取决于妻。其妇人志量，果胜于男子。所以这么看的话，他们一边需要明朝的东西，一边听老婆的话，所以对老婆和明朝人出轨就见怪不怪了。
历史上有着这样一个“外来群体”，他们的家乡在当时世界上以内战频仍、政治动荡而闻名，农村里大多数人都勉强挣扎于温饱线上，而他们也大都正来自贫穷的农村。然而，当这些来自穷困地区、文化水平不高的农村青年人被请到另一个肤色的世界大国时，却一下上演了“九天九地”——不仅获得了远远超越家乡人的生活条件，更实打实的享受到该国官方的超规格优待，拥有食宿上的种种“特供”，结果这些成为了“大爷”的“穷鬼”还要挑三拣四，侮辱和玩弄当地妇女，甚至还有少数人违法乱纪，闹出了人命官司。这个群体是什么人呢？没错，这个群体就是50年代前往苏联务工的中国工人。
事情是这样的，在二战后，苏联因残酷的战争阵亡了两千余万人，劳动力损失惨重，所以便萌生了向社会主义阵营的盟友、人力众多的中国招募工人的想法，同时这也能增进两国关系，因为这些在苏联学习到先进生产技术的工人回国后不仅可以带回珍贵的外汇，更可以反哺中国工业发展，可谓互利共赢的好事。对此中国方面自然也是积极响应，原本在1955年，中方计划派遣八万名来自山东，河北，河南，江苏，安徽等地的18至35岁的健康工人入境苏联，但后来由于苏联国家经济重新规划及政府部门缩减人员，很多部门和企业反而出现了剩余劳动力，因此也就不需要那么多工人，最终计划第一批抵达苏联的工人数量缩减至一千人。
根据中央要求，这些人是来自河北清苑县的农村青年（复员军人亦可，城市青年暂不动员），年龄在18至35岁之间，走后对家中生产影响不大，社会关系和本人历史清楚（“地富子弟”只要“老老实实”，也可以允许去），身体健康且自愿参加。之所以把河北清苑这里定位首选，是因为这里被认为招募工作推进迅速，尽管通过河北出国工人动员委员会办公室的《出国工人运动工作简报》，我们会发现当地其实也有些“反革命分子”利用了当时盛行的某些谣言，到处传贴标语破坏招募，声称他们被送到苏联是要被强迫“抱炸药”当打仗的炮灰，或者是“苏联人少，到苏联是去配种”，甚至“去苏联一个人给十个媳妇”：
出自《中国工人在苏联档案资料选编》
出自《中国工人在苏联档案资料选编》
出自《中国工人在苏联档案资料选编》这或许是利用了日本人在华北留下的大量半强硬半欺骗招募华工去伪满做苦力的历史记忆的遗留，不难想象，尽管愿意前往苏联的这上千人都是相信党的宣传、对中苏友好有一定认识的农村积极青年，但在真的抵达苏联前，听闻村中各种流言蜚语的他们心中难免会有些忐忑，不过所幸，在他们经过细致的医疗检查，签订好劳动合同真的进入苏联境内后，立刻获得了苏方热情的招待，毫无疑问，这打消了他们的大部分疑虑。
例如根据国务院出国工人管理局赴苏工作组的报告，我们可以知道在他们进入苏联境内的奥德波尔车站以后，苏联方面第一时间给每位青年发了两个牛肉大米罐头，两个黄豆罐头，3至7个面包（每个约一公斤），12块砂糖（约半磅，即半斤左右），五个鸡蛋，此外在火车上每人每日获得了三卢布的零花钱（约1.5元人民币），这对于同时期以糠菜粗粮果腹的华北农民家庭显然是不亚于过大年的美餐，但大概是因为吃不惯面包与罐头，以及从未经历的长期火车旅行造成的晕车，大部分人并没有食欲，连一半都没有吃完就送给了乘务员或者干脆扔了：
出自《中国工人在苏联档案资料选编》值得注意，这份报告没有提到的是，这些青年身上穿着的已经是苏联人给的崭新的好衣服，根据苏方事先跟中方的约定，这些出国工人一律不需要做装备，甚至上车后被褥都要运回，因为出国后他们的被褥苏联已经做好充足准备，并且工人在离国境到达苏联境内400里地的地方即暂时休息，苏联无偿发给每个人150卢布（约75元人民币）自由选购服装用品，如果不够，还允许再预支工资150卢布。作为对比，中央规定这些青年在离家前每人获得的安家费也才20元，在当时已经是笔不小的收入：
出自《中国工人在苏联档案资料选编》
出自《中国工人在苏联档案资料选编》回到那份报告，在进入苏联境内的火车上，青年们整体来讲纪律还是比较好的，但也有一些令人尴尬的坏现象，比如有“个别分子用日语骂苏联妇女”，这实在是古怪的很，为何要突然骂苏联妇女，还非得用日语呢？这恐怕并不符合在火车上因推搡之类的小事产生矛盾的情境。更合理的猜测是某位年轻人“火气旺”，第一次看到个漂亮的苏联妇女更觉新奇，忍不住说了几句日本人留下的“俏皮话”，如“花姑娘”之类调笑，由于实在尴尬，就被报告的干部以“个别分子用日语骂苏联妇女”一笔带过了。当然，这并未影响抵达终点站后，当地均举行了欢迎大会，各类人士向中国干部献花并且热情而友好的接待了青年们，使他们极为感动：
出自《中国工人在苏联档案资料选编》而青年们抵达后先是休息了两天，苏联的企业组织他们洗澡，看电影和游公园，在抵达后的第三天才正式开始参与生产，真正成为了工人，开始在劳动中学习：
出自《中国工人在苏联档案资料选编》这里我们有必要谈谈他们在苏联获得的食宿待遇，首先在“住”上，这些中国工人在各苏联企业都是集中居住的，换言之，有着“专属宿舍”。这些宿舍都是两层楼房，每四人至六人一屋，油漆地板并装有暖气，非常舒适，每人一张钢丝床，一条被褥，一条被毡，两个床单，两个枕头。被套、床单、枕套、玻璃瓶、寒暑表和收音机这些用品也是应有尽有，每两人一个茶几，桌子和茶几上均铺有白色桌布。同时，每层楼有两个自己做饭的厨房，两个洗澡间和一个装设抽水马桶的厕所，还有一个烤湿衣服的烘干室，甚至有的宿舍每人床前还有地毯，以及电壶和茶炉等等，当然，宿舍每层楼还有一个“红角”阅读室，不仅有着各种书籍和棋类乐器，还专门订有大量中国报纸。总之，“宿舍设备完善，工人均感满意”：
出自《中国工人在苏联档案资料选编》
出自《中国工人在苏联档案资料选编》而在“吃”上，尽管因为华北农民出身的工人们大部分都不适应牛奶、黄油和苏联菜，同时这些第一次远离家乡的年轻人有着强烈的乡愁，但是得益于苏方的关心，专门从中国工人物色了厨师到食堂工作，即给他们“特供”了中餐，工人们的情绪渐渐稳定。至于供应标准，以伊尔库茨克的企业为例，这里有400名中国工人，每天可以获得400斤面粉，650斤面包，30斤土豆（通过另一份报告来看这里应为笔误，实际是大豆），44斤大米，40斤猪肉，200斤大头菜，160斤卤鱼，另外，还给病员准备了20斤高等白面和38个鸡蛋。全体中国工人每天还专门特供了一顿白馍馍（但是苏方劝说工人尽量不要吃馍，认为手抓的馍不卫生）：
出自《中国工人在苏联档案资料选编》
出自《中国工人在苏联档案资料选编》这样的饮食供应标准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意味着什么呢？事实上，在解放战争期间，我军“团级以上之军政首长及等于团级之干部”所享受的“小灶”食品特供，也不过“每人每日菜一斤半，油六钱，盐五钱，柴四斤（或煤二斤半），猪肉二两，调料费照菜金项总额百分之四计算”。至于基层战士一个月才有一斤肉的伙食标准，但这在整个中国已经属于是极好的军队标准了。而400名工人每天可享受200斤肉食（160斤鱼肉+40斤猪肉），平均每人每天半斤肉食，已经远远胜过军中“小灶”了：
出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资料选编 解放战争时期 第六卷》与之真正类似的是48年中东野高干疗养的待遇，得益于高干疗养所双倍小灶，他们的供应标准为一天四两猪肉，仍略逊于这些在苏工人，尤其是考虑到在主粮消费上，工人消费的主要都是精制细粮，两者之间的差距仍然是存在的：
出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资料选编 解放战争时期 第六卷》而再看工资收入，事先苏联方面就保证对中国工人一视同仁，按照苏联工人的标准给薪酬，在最开始几个月，因为这些工人不久前还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村青年，并不具备任何生产技术，只能算是学徒工，工作量的定额完成率很低，所以收入相对较低，主要靠企业发给的基本的“生活保证金”（相当于最低工资）生活，例如在莫洛托夫建筑工程管理局每月的生活保证金为473卢布，而在吉达联合企业，高地开矿的每月为720卢布，面包厂工地每月为660卢布，格罗多克市政建设工地每月为630卢布：
出自《中国工人在苏联档案资料选编》而根据另一份由出国工人管理局派出的复苏检察工作组调查后的工作情况报告，我们可以得知这些工人在熟练掌握专业技术，成为正式工之后的工资情况。例如格罗多克工人的平均月收入是730卢布，莫洛托夫工人的平均月收入是612卢布，乌索里耶工人的平均月收入是501卢布。刨去各项开销，包括往家里的汇款（苏联允许中国工人每月将收入的10%邮回国内的家庭）后，大部分工人都能每月积攒上百卢布。但最离奇的是乌索里耶的中国工人，尽管该地工人收入较低，但物价开销明显也偏低，只是不知为何居然有数十人欠债，累计债额达上万卢布，原因为何难以猜测且毕竟是少数情况，与主题无关就不加以赘述了：
出自《中国工人在苏联档案资料选编》需要提醒的是，当时卢布兑成人民币折半，换言之，大多数工人的收入都达到每月300元人民币以上，这又是个什么样的概念呢？根据1956年7月我国正式确立的三十级职务等级工资制，一直得到六七级才能达到300元人民币以上的每月收入标准（还是以军队为例，则为中将等级），换言之，少将李云龙先生的收入大概是不如这些工人高的，具体可以参考我朋友的这篇专门分析我国等级工资制的文章：
当然了，很多朋友可能会强调这些人是“赚卢布花卢布”，暂且不论大多数工人刨去开支，每月都能攒下上百卢布，实际上得益于苏联允许工人每月邮寄10%的工资给家庭，平均每月收入300元人民币的10%，即为平均每月可以向家庭邮寄30元人民币，已经相当于甚至多于当时很多城市职工一个月的工资，更比这些青年离开家庭前每人获得的20元安家费要多。更何况苏联在劳动合同中明确强调，在干满三年后，这些工人可以直接获得1000卢布奖金，并且允许最多带1000卢布回国，相当于可以直接带回500元人民币的巨款，并且其他在苏联购买的商品显然都是可以随意带回的：
出自《中国工人在苏联档案资料选编》
出自《中国工人在苏联档案资料选编》
出自《中国工人在苏联档案资料选编》顺带一提，他们享有每日八小时工作制，如果是从事有害工人健康的生产，或者劳动条件坏的个别部门可进一步缩减至七小时或六小时，以及每周双休，每周工会还会带领工人们看免费电影，根据向国内的回信，很多中国工人在休假期间跟其他苏联工人学会了跳舞：
出自《中国工人在苏联档案资料选编》
出自《中国工人在苏联档案资料选编》总的来讲，大多数中国工人都在认真学习俄语和生产技术，同时有着足够的劳动热情，正如第二批中国工人到达一个月后，莫洛托夫企业的负责人给苏联石油工业部副部长写的一封信中所强调的那样，“中国第二批工人初期的工作表明，同志们非常热爱劳动，85%-100%都完成了工作任务，他们的平均工资每天16-18卢布，去年来的工人也掌握了劳动技能”，在苏联和中方干部的照顾和管教下，靠着一身热血和激情他们很快就从一无所知的农村青年成长为了成熟的工人，这一事实在中方的报告中也得以证实。
但是我们应该承认，这些中国工人作为从旧社会的华北农村长大的普通青年，普遍是在旧秩序旧道德的熏陶下长大，更没有受过什么先进的良好教育，因此在刚开始难免有些陋习和错误，由之与苏联的工人市民发生冲突。例如在各种中方的报告中，我们就能看到有些工人会违反生活纪律，比如说晚间在宿舍从窗口向外尿，大小便不给马桶抽水，随便在墙上钉钉子挂脏东西，不收拾衣物被子，弄坏各种工业品，不听工厂和医院指挥，吵架酗酒，走路不给汽车让路，在街上打杂鼓，游公园不买票跃墙而入等等，甚至集体打人和调戏女服务员，踢人家和往人家身上倒水，还美名其曰“开玩笑”：
出自《中国工人在苏联档案资料选编》实际上，这样的情况不仅在中方报告有反应，1956年10月24日的一份苏方资料“工人居住情况和群众政治工作”也指出，“中国公民居住的宿舍很不卫生，床上用品杂乱无章，也不清晰……没有电插座，下水道经常堵塞，经常断水，房间内居住人过多”，无奈的将其解释为“在当地影响不好，缺乏专门培训和纪律性”。还有中国青年很可能隐瞒了自己的宿疾，中方事先的体检居然也没有检查出来，导致他到了苏联之后天天光是躺在医院里白吃白喝，苏联人不仅要给他治着病，同时要给他提供相当于一半工资的救济费，最后实在忍无可忍，要求立刻把这些人运送回国：
出自《中国工人在苏联档案资料选编》而其中最严重者，莫过于闹出了“人命官司”。一名中国工人在医院殴打另一名苏联工人，居然活活打死了人家。但苏方出于对中国同志的尊重，一直没有做最后处理，甚至打算将这些人送回国内让中方处理，但最后中方出于教育大家和教育他本人的目的，建议“按照苏联法律就地处理为宜”，并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问题都建议按照这一原则处理，苏方这才对他进行了判决：
出自《中国工人在苏联档案资料选编》相较而言，中国工人总是跟苏联妇女发生关系似乎就算不得什么了，苏联一家企业的总经理甚至开玩笑说“我不打算让这批工人回去了，想办法使他们全在苏联结婚”，其实仅在莫洛托夫一年时间，就举行了十场跨国婚礼。乃至于后续中苏决裂，在1964年根据国内发来的指令，所有中国工人必须返回中国，几乎所有人都回国了，其中不乏许多人抛下家庭与孩子，但仍有十人因为在当地取婚生子已久，放弃了祖国和家乡的亲属也要留在苏联。其中五人至今仍生活在彼尔姆。
但是这在思想相对保守的中国干部看来就有些难以接受了，只能比较委婉的批评说“苏联妇女比较开通，常开玩笑说她爱这个，爱那个”，表示我们“看不惯”。相对而言，这位写报告的干部的思路至少还是清晰的，并不像后世的某些群体那样一边对自己想象中不同肤色的“外来群体”极度恐惧，担忧他们豪夺“本属于”自己的“性资源”，一边又对外国女性，尤其是俄罗斯乌克兰这些经济落后国家的妇女存在各种“占便宜”的“幻想时间”，不可谓不混乱和幽默了：
出自《中国工人在苏联档案资料选编》
出自《中国工人在苏联档案资料选编》当然，就像档案文件里叙述的那样，真正违法乱纪、造成不良影响的，终究是一小撮少数分子，援苏工人们的“坏表现”更多是由于中苏两国的文化差异、经济发展的水平差异导致的。只要给他们足够的时间和帮助，他们也可以发生巨大的改变。例如在另一封信中，莫洛托夫企业的负责人承认许多中国工人表达了学习俄语的强烈愿望，他们光顾市中心俱乐部，观看俄语电影学习跳舞，在俱乐部中可以看到苏联姑娘与中国工人跳舞的情景，他们变得非常有礼貌，自身的个人形象也发生了巨大改变——每个人工作一年后都能买西装、风衣和手表，不少人还买了自行车和其他东西。很多人的生活状态也得到纠正，靠自己的劳动生活，不酗酒，大多数人也不再抽烟。
归根结底，我们不能指望一群从小用旱厕、吃饭不能吃太饱的，没有接触过多少“现代生活”的农村青年，能够在刚“进城”后就不闹出各种笑话，能够在到达异国后不与当地居民起各种冲突。要记得在早些年，我国都还流传各种“农村人进城闹笑话”的故事，在二十一世纪初的国内尚且如此，就更不要说我国还相当落后、贫困的五十年代了。一群来自华北农村的年轻人进了世界头号强国的城市，能出现的乌龙，能出现的冲突，自然也会是只多不少。
20世纪80年代，中央有关部门决定将故宫午门前的广场作为冬天迎接外国首脑的仪式场所。国家文物局原副秘书长谢辰生提出这是清代举行献俘大典的场所，不宜用来迎接外国首脑，这会被对方认为是有侮辱性的。文化部主要负责人说：这件事中央书记处已经进行过讨论和同意，不要再提意见了。谢辰生单独向中央上书，最后中央接受了他的意见，改变了原有决定。
谢辰生的回忆录，完全体现这老先生的脾性，比如这段：“前几年《瞭望》采访我，我提出一个观点，90年代文物的破坏比“文化大革命”时候还严重。”他的回忆还提供了一些劲爆史料，比如北京曾经想在故宫里开一条大马路，解决南北交通问题。还有曾有领导问他：卖一两个兵马俑行不行。
江西是中国最早开始消灭彩礼的地方
1931年11月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实行男女婚姻自由的民主进步的婚姻法规。该条例明确规定：“男女结婚须同到乡苏维埃或市区苏维埃举行登记，领取结婚证，废除聘金、聘礼及嫁妆；男女婚姻以自由为原则，废除一切包办强迫和买卖的婚姻制度。”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上层社会的男子们不化妆是不出门的。
有一个现代网词语叫“伪娘”，简而言之就是指男人女性化。特别是有一阵子在影视圈几乎形成了一股潮流。
其实早在魏晋时期，就有这么一股风潮。当时上层社会的男性，极其注重自己的容貌，而男子化妆也已经成为了当时流行的趋势。
当然，男子的化妆步骤相对女性而言，还是要简单一些，没有那么复杂。
第一个步骤是熏衣剃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