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已经将绝大部分信息差抹除了，知识已经随处可以获得，为何大部分人依旧无法获得大幅突破？
2024-11-19 阅读 27
尽管互联网使得获取信息变得更加容易，但是获得知识和取得突破并不仅仅是获取信息的数量或质量的问题。获得大幅突破需要更多的因素，比如个人的学习能力、思维方式、创新能力、毅力等。此外，人们在获取信息时可能会受到信息过载、信息真实性、信息质量等问题的影响，也会受到个人兴趣、动机、时间等方面的限制。因此，虽然信息获取变得更容易，但要实现大幅突破仍然需要个人不断的努力和积累。
更新于 2024年11月21日
互联网只是将一些以前普通人需要花费更高成本获得的资源变得更为廉价，但整体上看，互联网非但没有做到抹平信息差，甚至还把信息差变得更大了。如同题目所问，“知识已经随处可以获得”，恰恰是问题的真正所在。
这里可以做这么一个设想，如果你是皇帝，手下有两个大臣分别向你汇报一件事，一个人说这件事情可以做，做了之后大大的利国利民，另一个说不能做，做了之后就是祸国殃民。那么，你该采纳哪位大臣的意见？
假如说采纳其中某位大臣的意见，就能实现预期的结果，其实并非是坏事，因为就算是必须要二选一，至少还有50%的概率成功。假如在这之外，再有其他的想法，结果可能就更糟。就如同是在三大战役中，国民党方面无论是坚决的打还是坚决地撤，结局都会比现在好很多。
而在有些时候，事情就是相反的，两个人看似说的都有道理，却可能都不对。比如有的人说要向南走，有的人要向北走，但实际上可能向东走才是对的。
如此，就可以看到，信息的增多对与普通人来说绝非是好事，因为信息的增多同时也意味着噪声的增多。而现实中，一个领导如果只有两个选择，那已经是万幸中的万幸，大多数时候，领导要面对的是十几种乃至于几十种选择，听到的也是几百种乃至成千上万种声音。
这个机制，也可以反过来被利用。欧美国家的议会会议中，假如有些提案无法通过，发起提案的一方还有个阴招——制造噪声。例如，这个提案有10项内容，其中8项可以通过，2项无法通过。那么，提案方就可以先把这8项内容做一个单独的提案通过，然后过段时间再提交一项有2000项内容的提案，将这没通过的两项放入其中。
他们赌的就是没有人会认真看这2000项内容。而现实中，这种策略屡屡都能奏效。
这些大都毕业于名校的精英们，在面对信息轰炸时尚且如此，更不用说普通人。一方面，人对于信息的处理能力是有上限的，信息的增多对很多人来说非但不是好事，反而意味着“噪声”的增多；另一方面，如果互联网上的“信息”真的只是信息倒还好，但现在互联网上的内容——尤其是进入到了自媒体时代之后，由于人人都可以在网上传播信息，很多“信息”实际上只是“观点”。
客观来说，在互联网时代以前，虽然人们获取信息的效率不高，但这并不意味着获取的信息质量低。这是因为在互联网时代以前，出版传媒行业还是相对精英化的，内容需要经过一系列的制作与审核才可以进入市场。这固然限制了大量普通人发声，却也意味着只有达到一定质量标准的内容才可以进入市场。
对于普通人来说，就算你无法判明信息，但只要认准媒介的品牌，大概率是不会踩雷的。比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人民文学出版社等等业内知名的出版社，虽然也有烂书，但绝大多数的出版物质量都是比较高的。
哪怕是这些年一直被吐槽的《南方周末》等“南方系”的报纸，你可以基于自己的认知说其“屁股歪”等等，但不得不承认的是，这些报纸杂志的写作水平和编辑水平真的是非常高的。认不认同其观点是一回事，但信息的收集、写作是一门技术，这是可以有相对客观的评价标准的。
后来随着媒介的发展，出版物越来越多，对于普通人来说，获得高质量的信息就成为了一种麻烦。那该怎么办呢？于是，一个今天无数硕博都非常熟悉的东西就出现了——文献索引，即SCI、SSCI、CSSCI、AMI、CSCD等等一系列的文献索引系统。
这种文献索引的核心目的，是按照相应的标准在所有的期刊中，挑选出一批质量相对较高的期刊，使科研人员能够节省精力来获得高质量的文献。当然，随后这就成为了一套评价标准，能否在这些期刊上发表文章，也成为了认定科研人员水平的一条线。
显然，至少在目前的互联网上并不存在这么一套系统。那么对于普通人来说，如果不事先具备一定的收集分析信息的能力，面对海量的信息轰炸，完全没有能力去区分出哪些是有用的信息。
假如只是信息量的增多，倒也还好，因为只要按照一定的标准去筛选，总能筛选出高质量的信息。但如前面所说，互联网上的很多信息，实际上是“观点”，而这种观点又往往是跟情绪绑定在一起的，这就非常糟糕了。
举个例子，现在你去社交媒体搜随便一个普通二线省会城市的就业如何，都会看到大量类似“XX来了XX也得打500个销售电话”之类的内容。对于A城市的描述，你换成B城市也完全不违和。你看多了这种信息，就会觉得哪怕是二线城市也是一片凋敝。
可如果你真的准备回到家乡的省会就业，应该怎么做呢？你可能需要收集城市经济的大体情况，自己对应的行业这几年的产业规划和现在企业的规模，然后可能还要研究一下这些企业这些年的发展情况，判断未来的成长空间。如有必要，甚至要去实地看一下，或者找一些相关的人员咨询。这是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成本的。
这样的信息有些在互联网上可以找到，有些找不到，但即便是能公开找到的信息，也需要你花大量的时间甄别，更不用说那些非公开的信息了。至于说如何收集信息、如何分析信息等等，这其实也算是一门学问。不同学科都有对于各自领域内信息进行收集、分析的方法，而这些一般都要经过系统的学习才可掌握。
这也就是我之前说的“你一个中国人比美国人还了解美国？”这种观点的错误之处。一个中国的经济学者，完全有可能比在美国生活的普通人更了解美国经济——后者可能连美联储发布的数据都看不懂。同样，一个欧美的汉学家，无论是语言能力还是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也要远比大多数的中国人高得多的多。
但在互联网时代里，“专家”的价值正逐渐消失。这一点，欧美的学者研究非常多。在前互联网时代，很多人对知识分子会有一种尊重和认可，因为普通人能接触的信息媒介有限，而这些知识分子不仅读书多，而且也占据了媒介传播的中心。我们小的时候，父母经常会用“书上说了什么什么”、“电视上说了什么什么”来说明某件事是重要、合理的，就是这种媒介传播特点的影响。但在互联网时代，由于每个人都可以接触大量的信息，“专家”的优势也已经消失。再加上媒介对于“专家”信息的传播经常是断章取义、博取流量，这导致很多人对于“专家”已经完全失去了耐心。
如果说自己不认可“专家”的言论，但能自己搞出一套属于自己的认知，也不是什么问题。然而，这是不可能的。
之前网红猫一杯在巴黎捡作业的那个事件中，很多人在讨论这件事时，将关注点放在了事情的真假上。但我看到有一位博主的话说的很好，他说，就算这件事是真的，一个在国外捡到作业的事情，值得被炒的这么热吗？
